基辛格作為美國外交領軍人物的獨特之處,在于他看待自己領域時所具有的深遠歷史縱深目光,而不為現實的利益所遮蔽。他最著名的理論性書籍《大外交》,從西方認定的國際外交產生的年代開始論述,直至冷戰結束,其歷史階段橫跨350年,涵蓋六大洲四大洋。他的新作《論中國》也以宏大的題目為開端。有趣的是,時間範疇卻大大縮短。雖然基辛格試圖將時間跨度延伸至持續數千年的中國與周邊藩屬之間的「朝貢體制」。但是這些論述卻只佔了全書的十八章當中的頭三章。他的重點在于描繪新中國60余年來的外交路線。因此,《論中國》的準確含義,其實在于論述美國人視角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理念和路線。有鑒于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當中尚無全面的集理論與實踐于一身的中國外交研究性書籍,本書對于美國職業外交人員和國際關系研究者來說,具有的重要歷史價值和參考意義不言而喻。
作為作者親身經歷,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外交是本書論述的重要部分。作者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在介入朝鮮戰爭前後,中國外交的決策過程;第二,在中美建交談判期間,中美之間的互信與交流;第三,中國在與美國建交談判與建交之後的非聯盟但是互相合作的關系。基辛格先後與中國四代領導人見面會談,第二項活動更是親身參與,因而熟知外交流程與細節。在具體史料的支持之下(也包括中國學者發掘的史料),基辛格對于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過程進行了仔細的分析,充分論述了新中國在決定介入戰爭之前的兩難狀況,這樣就反駁了目前一些關于「朝鮮戰爭是意識形態戰爭」的不確切結論。
基辛格的哲學觀當中秉持保守主義觀點。他即使不認同精英改寫歷史這一觀念,至少也贊同精英對于歷史的重要影響。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論中國》一書當中。他與中國四代領導人的會見與交談,從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本書的許多實質性內容,使本書有時候不像在闡述外交戰略,而是在回憶往事。這本身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使之不像《大外交》那樣佶屈聱牙,各種邏輯論述讓人眼花繚亂。基辛格總結了的中國三代領導人的領導特點:「江澤民……熱情而不拘禮節。毛澤東是從奧林匹亞山巔俯視談話對象……鄧小平會打斷討論,直奔主題。」這些都是長期對華外交當中得出的精彩總結。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正如《紐約時報》書評所言,《論中國》從一個美國職業外交官以及研究者的角度考察了中國外交的「內部運行機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視角起到了改變外界對中國外交偏見的作用。
在回憶自己與中國外交生涯的同時,基辛格將新中國60余年的外交政策以及對美外交做出了總結。他認為中國領導人自1970年代以來的外交理念,一直是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之下與美國維持既合作又有所保留的路線。基辛格對于這樣的外交路線大體持肯定態度。這不是因為基辛格本身習慣于與中國外交進行互動,而是出自其根深蒂固的「均勢外交」理念。一個願意在國際外交游戲規則範圍內獨立行動的中國,雖然並不能夠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夠保證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它能夠使自己的行為具有可預測性,不至于使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出現大的動蕩,影響到全世界外交的均衡。而且中國在國際外交當中本身所具有的均衡作用,深得基辛格贊賞。
基辛格擔心,冷戰後的美國因為一霸獨大,干涉主義橫行,導致其在全球權力的分散。這與基辛格所追求的動態外交平衡理念並不符合。《論中國》當中的後記,是非常有價值的一份後記,它提出了「太平洋共同體」的概念。其主導思想是中美在國際關系當中合作將壓倒競爭,然而競爭並不會消失。這種觀點實際上與中國外交思想界主流不謀而合。換言之,即將年屆九旬的基辛格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一直持堅守「接觸」而非遏制的觀點,並將中國認為是可以長期合作的伙伴。至今他仍舊未超越這一觀點。但這也似乎使基辛格本人避免談及中國更多的內政,使之鋒芒略微內斂。《論中國》因此成為一種理念和史料上的陳述,以及立場的重申,不及《大外交》里的富有洞見力的睿智多矣。這也許是該書本身立足時就有的一個缺憾。
架藏二酉圖書潤·室積三都翰墨香